文 石地
引言
国民阅读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领域，从中可大体窥见一个社会的习俗、传统、思潮和热点。近年来，人们从多个角度对其关注有加：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过多种奖励措施，力图从出版的源头实现对阅读领域的指导和引导，2008年更正式推出了“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则组织多家知名媒体，连续多年开展“年度图书”评选活动，希望体现专家和传媒的影响；北京开卷公司以其对图书市场的连续跟踪，从销售数据方面为业界人士提供着重要信息；被简称为“非工委”的中国书刊发行协会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还设置了“国民阅读”调研课题。
本文则关注2007年内中国大陆图书出版上市之后引发的各种反应——包括媒体的报道、评论界的介绍或推荐、专家学者的争论、读者的追捧……凡在这些方面产生较大影响，或成为业界焦点，或引发大众话题，或形成某种趋势，或具有标志性意义者，即列为“阅读事件”。
为了挑选2008年度中国大陆有代表性的阅读事件，我和老友注注记者张弘先生三人反复讨论形成提纲，由张弘负责资料梳理和初稿撰写，在征求冉云飞、孟庆德、莫之许、赵曼等多位朋友的意见后，张弘执笔作了较大的修改，最后由我修饰、定稿。原本是准备列为一本书的内容之一，但因机缘不巧，该书未能如愿付印。现将行文角度稍作调整，贴到网上，以求不湮没各位朋友（主要是张弘先生）的努力。
全文约两万字，我拟从今日起分段贴出，每天叙述三个“事件”。
诚盼方家不吝赐教。
1.《论语》之争与经典热
毫无疑问，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所引起的反响，是2007年最重大的文化事件之一。李零以“去圣乃得真孔子”为出发点，用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对《论语》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复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探求精神，与“心灵鸡汤”式的《于丹<论语>心得》形成强烈对照。在李零的笔下，孔子是丧失精神家园的“丧家狗”，与大圣大贤的文化偶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引发了康晓光、蒋庆、陈明等“新儒家”的责难：陈明称李零这本书具有“作家的文采、训诂家的眼界和愤青的心态”，并在某杂志上撰文称李零为“学界王小波或王朔”；蒋庆则指责李零“玩世不恭、轻辱圣贤，末世此类人甚多”；康晓光更是直白地说李零“不是一个好鸟”。而秦晖、王学泰、吴思、钱理群、刘梦溪等学者却众口一词，对本书给予好评。朱学勤认为：“李零的《丧家狗》面对的是复古主义潮流，给孔子涂彩的潮流，他能逆向而动，有去圣的精神，还孔子以平常人的精神面貌。”徐友渔表示：本希望新儒家在典籍、文献的运用和考据等方面与李零有一场交锋，但没有看到他们在这方面的表现，更多的却是从信仰者的角度对李零进行攻击。争论迅速蔓延到网络，延续半年之久，实为近年来不多见的“阅读风景”。
好像与之呼应，中华书局连续重印了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杨树达的《论语疏证》。前者的注释简明扼要，且每一句都有白话译文；后者从先秦典籍入手,采取以经证经,以史证经的方式,对《论语》进行诠释，曾得到过陈寅恪先生的称赞。民间学人金刚则推出百万言的《论语鼓吹》，意欲完成“经典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似乎不让儒学一家专美，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推出了《于丹<庄子>心得》，“学术超女”由儒而道；上海作家张远山推出了《庄子奥义》，认为现存的《庄子》全都是经过儒生郭象的删改版，没有一篇是庄子原文；知名学人刘军宁在《南方周末》以连载形式开设“天堂茶座”， 以老子《道德经》诠释“道家自由主义”；钱穆先生的国学著作畅销不衰；《十三经讲座》等类书籍品种繁多……在“全球化”和“后现代”的今天，传统经典能如此热乎，可喜可贺。不过，在这股“经典热”中，也有人打着复兴传统的旗号，公然为业经证明的文化糟粕张目，敌视普世价值，这是需要特别警惕的。
2.百家讲坛是“魔鬼的床”？
白岩松曾说过，一只狗拉到中央电视台遛遛，就成名狗了。学者到百家讲坛亮亮相，似乎也能收到同样的功效。自从阎崇年主讲清史，并和百家讲坛成功实现双赢之后，纪连海、易中天、于丹先后在这里“发迹”，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由于电视讲座的特殊形式及栏目定位的特定要求，最终成功登“坛”的，往往是表达能力和表演能力较强的学者，这与学界对学者的评判标准差异很大，也有学者指出阎、易、于、纪等人的讲座中有一些学术错误。但作为大众传播平台，百家讲坛使讲述者以极具个人风格的流畅表达，把公众引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门，让受众领略到其中的丰富多姿，这也是多媒体时代的一个成功范例。
作为讲座“副产品”的百家讲坛系列图书，成了市场上屡试不爽的畅销品种。率先“吃螃蟹”的中华书局出版阎崇年著《正说清朝十二帝》，创下了三十多万册的销售佳绩；其后，易中天的《品三国》以令人咋舌的版税落户上海文艺出版社；《于丹<论语>心得》从2006年底出版至今，销售量达到惊人的460万册；2007年2月，《于丹<庄子>心得》又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短时间内销售200万册。同年登坛的孟宪实、康震、王立群、孙立群等先后推出《孟宪实讲唐史》、《康震评说李清照》、《解读大秦政坛双星：吕不韦与李斯》、《王立群品<史记>》，激发了读者的购买欲望。据开卷公司分析，于丹、易中天、阎崇年、纪连海等人对图书销售市场的拉动极其明显。
百家讲坛的成功，登坛者的成功，图书出版和销售的成功，三者实现了共赢，也引发了读者直接阅读原典的兴趣和需求。如何延续这种良性循环，不要重蹈出版市场“一热就滥”的覆辙，可能是百家讲坛节目组今后一段时间内需要重视的问题。
3.“通俗史学热”长盛不衰
近年来，通俗历史著作一直是市场宠儿，前有吴思、李亚平、李国文等一干人鸣锣开道，后有十年砍柴、张宏杰、谭伯牛、许晖、当年明月等写手脱颖而出，再加上专业历史学家刘后滨等人的加入，呈现出一派“风景这边独好”的繁荣景象。
以《闲看水浒》一举成名的十年砍柴，2007年推出了《晚明七十年》，剖析晚明阴郁而古怪的君臣关系：专权程度远迈前代的皇帝，有权对文官打屁股甚至滥杀，但暴力的效能递减，有不畏死的官员上逆龙鳞视死如归，也有怕死贪财的官员忽悠皇上中饱私囊。皇帝要么选择躲进深宫要么滥用重刑，除此而外别无他法，合作了两千年的“东家和伙计”，竟然不知道再如何相处下去，在争吵、赌气中，庄稼地荒了，“盗贼”进院了，最终是土地和宅子都归了别人了。
而吴越的《吴越品水浒》一书，则是对《水浒》的传统解读的一次颠覆。作者从人性善恶出发，从是否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端正社会道德风尚着眼，剖析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摆脱了“阶级斗争”观点，解构“官逼民反”的“天然正义性”，在某种程度上接续了鲁迅先生对《水浒》的批判性解读。
其他影响较大的通俗历史著作，还有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的续集、曹升的《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梅毅的《大明朝的另类史》等等；吴思的同学李亚平以《前清秘史》续写他的“帝国政界往事”系列作品，而学者张鸣也以《历史的空白处》继续发扬着他在《历史的坏脾气》和《历史的底稿》中形成的辛辣的杂文风格。
通俗历史写作如此长盛不衰，既源于我国历史的丰富多彩，也得益于当今读者阅读史籍原典的困难：能认繁体字的人越来越少，动辄几十卷的篇幅也令人望而生畏，而通俗历史写作以流畅的现代汉语为载体，以现代观念代替了儒家意识形态为标准的陈腐教条，虽然在内容方面存在着原材料使用不足的缺憾，但大大增加的阅读快感使历史变得鲜活生动。另外，很多话题和阐述指桑说槐，引古论今，不乏亲切感，很有现实针对性，也是此类书籍长期走俏的原因之一。
4.“档案解密”的魅力
正如张鸣教授所说，2007年严肃史学著作好书很少，但《中苏关系史纲》值得注意。这是国内第一部完整反映中苏关系复杂曲折历史全过程的力作，早在2007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就被组委会认定为“2007年最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本书作者包括沈志华、杨奎松等国内一流学者，著书前曾查阅了大量原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解密的档案文献，据说沈志华曾花费一百多万元从俄罗斯、美国复印档案回国，有几十麻袋之多，正是对这些档案的爬梳整理，把国内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既有对重大事件的真相还原，又有对当时意识形态乃至两国领导人性格差异的精辟分析，还对苏联与中国革命、中苏同盟建立、中苏分裂与对抗、方针政策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中苏关系正常化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不少新的解说。中国原驻苏联大使李凤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章百家，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陈兼等人都对本书给予好评。
然而，《中苏关系史纲》毕竟只是一本“大纲”，要想在几十万字的作品中对近一个世纪的中苏关系做翔实而精辟的论述，难免有所疏漏；加上国内的档案尚未完全开放，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存在相当大的局限。但这些殷望所生的遗憾，丝毫无损于《中苏关系史纲》的开创性意义。
无独有偶。《定西孤儿院纪事》虽是一本小说，但就其题材价值而言，把它当作历史似乎更为合适。迄今为止，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真相并没有得到披露，所有档案仍然被严格封存，恰如沉默的事实被埋没和掩盖。本书作者杨显惠的创作，显然得益于对那些孤儿院历史档案的发掘，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将惨痛的历史赤裸裸地揭示出来，露出了触目惊心的伤痕，呼吁着人们的良知和记忆，捍卫着包括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尊严，并以这严峻的真实，使《定西孤儿院纪事》成为当下一座不朽的丰碑，“令文学家羞愧，令史学家汗颜。”（《新京报》年度致敬语）
有分量的史学著述，有待于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以十年磨一剑的功夫，拿出精品。如果史学家不仅注意“写什么”，同时也注意“怎么写”；如果我们的各种档案资料进一步开放，那么，即使是严肃的史学著作，也不愁没有知音——黄仁宇、茅海建等人的著作畅销、长销，即为明证。
5.王朔老矣，风光在否？
一不留神，王朔已经从青年而中年且年过半百，女儿也长大成人了。多年没有新作问世的“朔爷”此番重新拍马上阵，接连拿出《我的千岁寒》、《致女儿书》、《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和《新狂人日记》，引来了众多媒体的广泛关注，再次证明其巨大的魅力和影响。
但作者的魅力并不等于作品的魅力。尽管王朔自称《我的千岁寒》“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并强调“这部作品让汉语有了时态”，但这样的自卖自夸并没有让读者买账，倒是有人说它“近乎谵语，与哲学关系不大，与玄学更为接近”。这本书实际上是王朔近年来的五部作品的合集，其中包括《我的千岁寒》、北京话版《金刚经》、《唯物论史纲》、《宫里的日子》以及剧本《梦想照进现实》的小说版。其中，《我的千岁寒》取材于《六祖坛经》。无论从褒义上说它“包罗万象”，还是换个角度说它“杂乱无章”，反正它不是当年的王朔玩得风生水起的“京味儿小说”了。
如果说《我的千岁寒》是王朔的人生体悟，《致女儿书》则可视为身为人父的王朔的夫子自道，显示了“痞子”外表下的父亲王朔对女儿的柔情和细腻，不无真挚感人之处，但依然配不上“朔爷”在文学圈的名气和地位。
朱大可曾剖析过王朔“流氓精神”包裹下的撒旦气息，它毫不留情地撕破面纱、拆穿把戏，把那些隐藏在虚伪外表下的欲望和邪恶彻底暴露出来，这曾是诸多读者、论者看好王朔的重要原因。而这次重出江湖的王朔却玩起了高深，试图以弥赛亚的面目出现，这种越位的企图，至少从他2007年的表现来看并不成功。按中国的传统观念，“知天命”之年的人，就开始“老”了，然而在老熟、老成、老到的魅力之外，也可能有老气、老猾、老衰的潜在危机。曾令无数读者喜闻乐道的王朔，在往哪边走呢？
6.网上YY，出版歪歪
所谓“YY”，就是意淫的缩写。长期以来，“YY小说”在网络上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一般套路是：离奇的情节和故事+情色+暴力+魔法+超能力，主人公通常能够实现大部分年轻读者的梦想——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超越常人的能力，借此俘获无数美女，进而左右逢缘，无往不利——读者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奢求，都能从意淫小说中一一得到满足。
如今，作为网络写作自然发展的结果，“YY小说”堂而皇之地由虚拟而现实，从网络走进书籍。在网上创下千万点击率的《风月大陆》即其代表之一。但由于纸质出版有着更严格的规定和更多的限制，在网络上通行的文字，在书籍出版时不得不大量删节，《风月大陆》向图书的进军遭遇滑铁卢，在销售上从未进入排行榜，影响力也远远不能和网络上的超高人气相比，其内容的变化，不知是不是重要原因之一？
网络高涨的人气和出版后的市场反应两重天的现象，还出现在徐静蕾的《老徐的博客》上。某大学生读者称，“前两天宿舍里的老大买了一本《老徐的博客》，我们六个人传着翻看了。看完送给其它宿舍的女生了，听说她们又送给一年级的同学了。宿舍里的女生有一个共识，就是觉得老徐的文字我们虽然也喜欢，但是看过一遍就再也看不出新的内容了，缺少值得人反复思考的内涵”。也许，网上的阅读心态与书籍的阅读期待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可忽视的差别，这也是一些网络高人气作品进军图书出版后遭遇滑铁卢的主要原因？
7. 世纪文景和译林：不同的“诺奖效应”
显而易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著作一直是出版社紧盯的对象，而对于诺奖著作版权的竞争，现在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烈。在这方面，上海世纪文景集团今年又大有收获。
2006年，世纪文景因提前引进土耳其作家帕穆克的获奖作品，大赚了一笔，《我的名字叫红》印量已达29万余册。帕穆克获奖之后，2006年年底，世纪文景又迅速将《白色城堡》引进，并在2007年中先后出版帕慕克的《雪》、《黑书》等著作。至今，帕穆克的6部作品在国内累计印数已超过了50万册，而且在各类读书报刊、网站上广受关注。2007年，世纪文景还引进了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灿烂千阳》，该书通过两位女性的视角，精心讲述了一个关于祖国的故事，销售达到十几万册；而世纪文景于2006年推出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到2007年底，销售也超过了30万册。
与世纪文景相比，译林出版社2007年9月重印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似乎波澜不惊。莱辛在本书中打破了她以往所采用的按时序叙事的写作方法，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表现女主人公安娜•弗里曼•伍尔芙的生活。全书分为五个小节，每两节之间夹有一连串“笔记集”， 反复四次，其内容分别取自安娜四个黑、红、黄、蓝的笔记本；在最后一节“自由女性”之前，还插入了一个独立的“金色笔记”部分。这样的复调叙事方式，使传统意义上的“情节”在书中几乎不见踪影。
与多年前由著名出版人刘硕良主持、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丛书”的火爆销售相比，如今的“诺奖图书”销售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有论者归因于大众阅读的多元化及电子读物对读者的分流。但对照帕慕克、胡赛尼和莱辛在当下的不同命运，似乎也提示着小说本身的文学性和故事性的重要：无论从脍炙人口的传统文本，还是从当下占多数的读者趣味来看，都是如此。即使是诺奖得主，如果作品过于晦涩，故事性不强，也难免有“叫好不叫座”之虞。
8.作家向打工文学的艰难“跃进”
近年来，农民工深深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当下中国文学对此的反应严重滞后。虽然有一批业余作者创作的“打工文学”，但在表现和透视苦难、冶炼和升华精神资源方面，比较乏力。正如文学评论家张柠所说：“‘打工文学’中的作品中主人公总是一发现城市的毛病，就想念家乡的小河、草地、杨柳等等。这反映出这一代打工者不能在没有价值依托的新环境中勇敢地行动。所以，也就很难指望‘打工文学’中有什么令人吃惊的作品出现了。” 而专业作家们由于对民工了解肤浅，思想隔膜，影响了他们进入这个本该大有作为的创作天地。
2007年，著名作家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虽然被媒体和评论界称为“打工文学”， 但严格说来它只是在借一个民工形象讲故事：刘跃进是北京某建筑工地的民工，上街时被人抢了包，找包的过程中，他捡到另一个包，其中藏着天大的秘密，牵涉到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于是几拨找这个包的人马，又开始寻找刘跃进……刘震云敏锐地观察到了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从写作技巧及客观影响方面，将这一题材的作品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引起文学评论界和电影界的关注，迅速被搬上银幕。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工小说。
遗憾的是，另一本与农民工相关的长篇小说《空巢》没有受到同样的青睐。它反应了三峡库区留守少年的生存状况，于2007年在某门户网连载后，广大网民反响强烈。作者刘军表示：希望以此呼唤人们关注这一群体普遍存在的诸多问题。或许是作者的创作水平影响了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其影响与《我叫刘跃进》无法相比。
捷克作家赫拉巴尔曾经深入底层，干过多种脏、累、差的力气活，由此对底层生活有了深切的体验，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并激发出独特的创作灵感。如果中国的作家们能够放下架子，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仿效赫拉巴尔的“卧底”，和民工一起体味生存的困苦，近距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和艰辛打拼，由此去反应这个社会转型期中承受了最大牺牲的特殊群体，探索他们的精神构成和生存处境，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如果作家们仅仅局限于从互联网、报刊、电视等媒体了解农民工，总是将其定位为情节的道具或故事的由头，作品就很难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9.神秘诡异的盗墓小说
在很大程度上，想像力是一个作家能否成功的关键。这两年来盛行的盗墓小说，就是一个关于想像力能否被读者接受和认可的注脚。
什么是鬼吹灯？据说这是“盗墓四大门派”之一“摸金派”的不传之秘：“人点烛，鬼吹灯”，意为进入古墓之中，要先在东南角点燃一支蜡烛才能开棺，如果蜡烛熄灭，须速速退出，不可取一物——据说这是祖师爷所定的一条活人与死人的契约，千年传承，不得破例。一个名叫天下霸唱的写作者从这里开始，以惊人的想像力自创了一个神秘世界，把这个诡异的传说描写得活灵活现，使得盗墓小说成了市场热点之一。其后，《盗墓笔记》、《黄河鬼棺》、《湘西盗墓王》、《我在新郑当守陵人》等作品便一哄而上，争奇斗艳，迅速扩大了这一类型写作的影响。
盗墓小说的火爆，也很快引起了电影人的关注。香港著名导演杜琪峰宣布，《鬼吹灯》系列将被改编成电影三部曲，他将亲自导演其中一部，并担任监制。他还透露，该系列的其它两部电影将考虑邀请国际知名导演执导。杜琪峰表示，《鬼吹灯》是自己一口气读完的，这本小说非常有意思，把中国民间风俗、八卦、阴阳、风水以及古代帝王的丧葬文化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杜琪峰的评论已经道出了盗墓小说走红的原因：中国文化中的神秘因子被尽数融合，体现在盗墓小说之中，加上曲折的故事和离奇的情节，使读者得到了极大的阅读快感和想像力的满足。
10.一场虚构的《货币战争》？
上市五个月重印9次，销售几十万册，作者从名不见经传而一举成名——《货币战争》所创造的奇迹，在近年来的图书市场实属罕见。尽管经济学家们对于《货币战争》不屑一顾，但他们无法忽视本书的影响——金融安全问题由此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和警惕。
有位读者愤愤不平地写到：“老牌经济学大家加尔布雷思的《1929年大崩盘》又怎样？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的《大萧条》又怎样？国内学者张振江教授《从英镑到美元》，写的就是英镑与美元的殊死搏杀，算是典型的‘货币战争’了吧，总共印了2000册，几人知晓？销售几何？不说也罢。”
显然，这位读者忽视了大众的阅读需求和专业人士的价值判断之间的差异。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人们对传奇和浪漫的追寻，胜过理性的学理分析和学术研究——这就是《货币战争》畅销和受到关注的秘密。
宋鸿兵在《货币战争》中讲述了许多栩栩如生的金融故事，别开生面，极富传奇色彩，其扣人心弦的程度不亚于金庸的武侠；加上被宋鸿兵称为“资产毒垃圾”的美国的次级贷在2007年遭遇了空前危机，影响到了全球股市，还可能给中国造成惨重损失，这使得人们对金融、投资的关注进一步提高，堪称天时；从2006年开始的牛市一直持续到2007下半年，相当多的资金投进中国股市，而本书的主题就是金融安全，是为地利；由于中国股市投资者空前增加，有涉及股市内容的金融史成为人们亟需了解的知识，可谓人和。因此，《货币战争》走红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确有其合理因素。
但是，故事性、传奇性太强的“历史”，一般都会引起人们对其真实性的怀疑。《货币战争》的收效方式，也颇有夸大其词甚至危言耸听之嫌。有人认为宋鸿兵的说法是天方夜谭，还有人称本书有抄袭和剽窃的嫌疑。
宋鸿兵讲述的故事虽然不一定真实，但是，金融安全问题的确是中国的金融官员、研究者都必须强烈关注的问题。至于《货币战争》这本书，不妨把它当作一本惊心动魄的小说来阅读好了——至少，读者还能学到一些金融知识。
11.疯狂牛市与股神秘笈
时尚追捧幸运儿，于是股市承载了太多的财富梦想。从2006年持续到2007年的大牛市，使银行资金大搬家，也带动了投资理财类图书的走俏，一些多年前出版的此类书籍，长期冷落无人问津，这次突然咸鱼翻身，比《老莫的第二个春天》中的男主角还要风光。
据开卷公司管理人士称，2007年上半年的个人投资理财类书籍品种为1150种，占到了经管图书销售总额的14％，比2006年同比增长近11个百分点；经管图书销售码洋与去年同比增长34％，其中大部分来自个人投资理财类；在同期的经管类图书畅销榜上，前100名中有42本是个人投资理财类的金融书。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股神林园炒股秘笈》粉墨登场，迅速蹿红。
林园，一个学医出身的“小人物”，1989年持全家拼凑的8000元人民币投身中国股市，至2007年，其身价已达20多亿。法国路透社、英国金融时报、美国CNN、中国中央电视台……数不清的媒体都对他进行了长篇报道。在许多人看来，林园的投资哲学与美国“股神”沃伦•巴菲特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央电视台称之为“中国股神”，《北京青年报》还称林园为“中国巴菲特”，但林园居然不服气。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自己没有效仿任何人的策略；巴黎银行分析师孟原(Isaac Meng)证实，从8000元到超过20个亿，林园的年均复合回报率在98%以上，远远超过了巴菲特的22.1%。
有了这样的财富增长神话，《中国股神林园炒股秘籍》想不畅销都很难了。
本书号称全面揭开“中国股神”的神秘面纱，揭秘林园选股绝技、在牛市和熊市中都赚钱的操作策略、判断企业好坏的六大财务方法、追踪企业经营业绩变化的杀手锏等等，还给出了林园经过多年追踪调查选出的 “个人最看好的20支股票”。林园在书中宣称：在全国随机找100人，不管学历和知识程度，只要投资8千元，他就可以让这些人“10年掌握自己的命运，20年变成有钱人，30年变成富翁”——这些噱头十足的手段，无疑赚足了读者的眼球。
人们渴望从投资理财类图书中取到真经，心情不难理解。但投资的成功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复制的。林园“培养100个人成为富翁”的口号，与其说是一个方案，不如说是一个花招。
12.中国企业成长史
30年改革史，有太多值得回味的故事。在政治过于强大的影响力减弱之后，经济的发展显示了锐不可挡的势头，那些在商海中搏浪弄潮，最终获得成功的人，无疑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和英雄。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上），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企业的诞生和发展，进行了全景式史诗性的描述，记载了中国1978-2008年间的企业变革，细致地描述了中国企业变革的草莽时代，年广久、步鑫生、袁庚等早期中国改革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一一重现，人们可以从中重温改革开放初期汹涌的商品大潮和整个社会的躁动与不安。同时，作者对海尔、联想、万科等知名企业的创业期有非常生动的记录。在吴晓波笔下，企业发展的历史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性。他还注意把人物和事件放在国际潮流、国内政策和当时的社会现实这样的大背景中，以整体描述和个案特写相结合的手法，将中国企业的曲折发展历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该书规模宏大，史料翔实，笔触细致，再现了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
著名时政类作家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则将焦点对准了中关村。在这本有关互联网和中国梦的著作中，凌志军以其杰出的写作才能，对中关村的崛起和兴盛进行了出色的描写。吴晓波认为：“（中关村）这个主题之前有许多人写过，凌志军此次出手，显然遥遥凌驾众人之上。他研究了众多的材料，访问了大量的当事人，对中关村的26年历史做了目击式的记录。这真是一部让人致敬的作品。”本书在叙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成长过程中，不回避某些已被正式惩治的“腐败官员”的贡献，也很难得。
无疑，《激荡三十年》和《中国的新革命》，是2007年财经类著作中不容错过的作品，凌志军和吴晓波也用自己的写作赢得了读者。
13.实用，还是饥不择食？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小说《 圈子圈套（三部曲）》一直高居2007年畅销书排行榜，而其作者王强知名度原本不高，更非名家，它的流行和畅销，再次证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一个实用主义战无不胜的时代，在现实的压力下，阅读的“有用性需求”、读书后可用于实践性操作的期待，远远超过了审美的渴望，更别说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式的人性剖析和精神拯救了。
《 圈子圈套（三部曲）》结构清晰，用故事性和真实感极强的写作，揭示出商战中最赤裸裸的一面：在利益面前，友情、道德等等道义伦理似乎变得不堪一击。王强是商界老手，从职场底层做起，七年时间脱颖而出，担任了多家外企在中国区的总经理。丰富的生活经验使小说的故事非常生动，人物活灵活现，似乎是作者在现身说法，写出自己的实践经验，大大提高了小说的真实感和震撼力。有一位读者看过该书后评论道：它让我看到了很多知识，大开眼界，也让我想通了不少困惑已久的问题；它如果能早几年出来，我就可能少走很多弯路；还说它“比所有的教材都好看，比所有的小说都有用。”——这位读者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职场小说受到读者关注的实质。
作为类型写作的一种，职场小说在工作压力、生活压力较大的当下异军突起，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可以预见，职场竞争在短时间内还难以缓解，职场小说还将继续大行其道。毕竟，生存是人在世界上最基本的问题，唯有生存问题真正解决之后，人们才有余力做形而上的思考。而在一个向着现代工商社会急剧转型的社会，职业是绝大多数人的“生存之根”。为“生存之根”添水加肥，是人们不能忽视的问题。但小说的典型化场景和戏剧化冲突，在生活中真有那么实用吗？而且，当职场功利的算计不断冲击道德底线，当“生存之根”竟然向赤裸裸的“丛林规则”寻求养料时，我们是不是也该有所警觉、有所担心呢？
14.“驻京办”：官场游戏的揭秘
作为另一种类型写作，官场小说历来不乏稳定的读者。多年前，王跃文以《国画》使官场小说扬名，几年前，阎真的《沧浪之水》又使官场小说重焕生机。2007年，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通过对东州市政府驻京办主任丁能通的深入刻画，层层揭开“政府驻京办”的神秘面纱，塑造了一批以市委副书记李为民为代表的、具有高尚政治品格和政治智慧的政治家形象，讲述了市长肖鸿林，常务副市长贾朝轩从改革精英蜕变为腐败分子的罪恶过程，生动刻画了深处政治漩涡的丁能通圆滑干练的人物性格。全书以驻京办这个鲜为人知的政治平台，用现实主义手法，生动叙述了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在改革过程中的艺术形象。9月，王晓方趁热打铁，又推出了《市长秘书》。此外，《红流苏》等同类小说在销售市场和读者反馈方面也很抢眼。
如果说，职场小说的盛行是读者为改善自身生存状况而寻求帮助的结果，那么，官场小说则是普通公众了解官场这一权力群体及其运行规则的重要渠道。中国官场游戏之波谲云诡五花八门，历史悠久，堪称奇观，各种潜规则的运用更是让人叹为观止。按照吴思先生的观点，只有民主机制才能使潜规则被限定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而在当下，官员们的生活还有许多方面对平民百姓不够透明，雾里看花，兴味正浓。俞可平先生雄辩地论述了“民主是个好东西”，也许，在这个“好东西”真正贯彻到实践层面之前，“官场小说”正好满足了人们对种种幕后秘密的“偷窥”心态。
15.光荣与悲伤的分野——两条道路上的青春文学
青春文学历来是文学风景中最亮丽的一道，这与写手的明星化有很大关系。但在2007年，韩寒的《光荣日(第一季)》和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仅是因为两位青年才俊的人气；“10万字280万元的天价版税”和“中国作家第一富豪年度力作”的光环，使我们有理由将它们从众多的“80后作品”中挑选出来。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们可以分别被视为“青春文学”两种演变趋势的标志。
在《光荣日》中，韩寒讲述了一个嘲讽意味十足的故事：七个大学毕业生主动放弃分配，学古代的“竹林七贤”，他们怀揣理想，自愿到一个叫“和平凤凰”的边远村庄支教。在上课的同时，他们研究枪支炸药、盖房种菜，收留了被称为“精神病”的歌手、三陪女，还有年迈的植物学研究所树龄员以及他的两条腿的狗，一切看似荒诞不经，却有着种种思考。就是这一群似乎不正常的人，建立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离奇世界，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他们就在这个充满了奇怪事情的世界里寻找未来……
在《悲伤逆流成河》中，郭敬明讲述了一个残酷的故事：无任何生活技能的离异女人林华凤，因无力抚养女儿易遥，无奈中选择了妓女生涯，和女儿的矛盾却日益升级。家境优越的男生齐铭一直暗恋着易遥，却在不经意间发现经济极其窘迫的易遥陷入堕胎危机……她受伤，她出轨，她被误会，她报复，她体验了人心的险恶也显露了自己的险恶，最后，她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光荣日》和《悲伤逆流成河》体现着青春文学的某种分野：前者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审视和怀疑，后者却仍然沉溺于情感的体验而缺乏理性的升华；韩寒的转型虽然没有完成，却已经显示出蜕变的倾向；而郭敬明却连这样的迹象也没有。青春文学的写手们都在图变，变化的取向却是如此不同。好在他们还年轻，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变化。我们不必太悲观。
16.清晨排队购“哈7”
2007年7月21日清晨，王府井新华书店和离此一百多米的王府井外文书店门口，同时出现了一百多人的长队，其中中学生、大学生占了多数，也有外国读者。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在第一时间买到英国作家罗琳的《哈利•波特7》（简称“哈7”）英文版，尽快知道哈利•波特的最后结局。在这个商品琳琅满目、明显供过于求的时代，在中国首都的商业中心，两大书店同时排起长队求购一本书，这样的景观堪称奇迹。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西单图书大厦、中关村图书大厦、第三极书局和中国外文书店等多个著名书店。
如果说，于丹、易中天等人签售所引发的读者追捧还有“追星”的成份，那么，单为买一本英文书排队，则完全是被图书本身的内容所吸引，这种现象只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才出现过。时隔20年之后，图书出版的种类每年达二十多万种，印数也大幅攀升，除了娱乐明星、作家、学者签名售书之外，已很少有人为购书而排队。是罗琳创造了这个奇迹。
21日是“哈7”全球首发日，当天在全美共售出830万册，即每分钟5万多册，创下图书首发日销量新纪录。从1997年发行的哈利•波特系列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热销以来，前6部哈利•波特小说的全球总销量已超过3.25亿册，被译成64种语言。罗琳甚至在去年6月英国《图书》杂志公布的“英国健在的最伟大作家”中名列榜首。哈利•波特的系列电影、有声读物、主题公园、玩具、杯子、卡片等延伸产品大行其道，也都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10月28日，定价高达66元的中文版“哈7”正式上市，仅在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一家书店，一天就售出12500册，罗琳的奇迹再次在中国重演。
据剖析，在罗琳的成功中，除了作品本身的魅力之外，纯熟的商业化操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中，对大众心理需求的洞察、对故事悬念和阅读期待制作和培养、对多形式产品（包括非艺术类产品）的配套组合、多媒体手段的综合运用、商家和作者（销售和生产）的默契……简直可以作为营销课程的典型案例。做大做强是中国出版界的梦想，而运营机制的陈旧和民间资金的匮乏，恐非出版人鞭长所及；但除此之外的诸多商业因素的理解、研究和运用，是不是也还有相当的空间呢？
17.“一个人的呐喊”大家在听——传记著作
传记类著作历来是给读者带来惊喜的领域，2005年的《束星北档案》，2006年的《不该忘记的胡先骕》，都是如此。2007年，《一个人的呐喊》和《朱树屏传记》又延续了这种惊喜。
著名学者朱正先生对鲁迅研究了半个多世纪。1956年，25岁的朱正就出版了《鲁迅传略》；他的第二本书是1979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正误》，对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中的错误予以系统考证，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2007年，朱正先生又推出《一个人的呐喊》，这是他为鲁迅写的第五部传记，朱正先生认为比他原来的几本鲁迅传记有很明显的进步。首先是利用了许多近年才出现的资料，如考证出许寿裳曾给鲁迅写信，说蔡元培准备请鲁迅做教育部创作员，这封信在《鲁迅全集》里也没有。再就是学术界的空气较以前活跃，意识形态的色彩有所淡化，实事求是的态度有所增加。朱正先生还特别强调：“我的主观条件也有了一些改善，在这些年里，又多读了一点书，增加了一些阅历，对鲁迅的一生事迹，自以为大体弄清楚了。拿这本书和1956年出的那本对照来看，有些说法是完全不同了。”朱正先生自己对这本书期许甚高，认为“应该是一本能够传下去的著作”。 从钱理群、严家炎等学者的评论来看，这本书确实具有这样的分量。
朱树屏的名字，此前鲜为人知。但读完文笔欠佳的《朱树屏传记》之后，人们会重新估计这个名字的重要性和价值。朱树屏有三个“唯一”：世界海洋学领域以姓氏命名成果的唯一中国海洋科学家，执掌英国淡水生物学协会学部的唯一中国科学家，获得国际权威的英国海产生物学会雷兰克斯特研究奖的唯一中国科学家——再加上世界海洋学和藻类学领域第一位中国博导的身份，其人分量可想而知。然而不仅如此。在朱树屏的经历中，他为遭受战争苦难的祖国所付出的许多努力，他为传播中华文明所进行的种种工作，在今天看来，正是科学和理性的中国化过程，是科学技术的不间断的应用化过程，也是科学和良知和谐结合的过程。在这中间，他的作为，他所代表的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平民精神和献身精神，他服务国家不怨不悔的情操和品德，堪称典范。
与上述两本传记相比，旅美华人学者唐德刚的《张学良回忆录》难免使人产生“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感慨。这并非唐先生力有不逮，而是据唐披露的隐情：张学良认为蒋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在蒋夫人还活着的时候，许多话不愿“直说”，以免伤害蒋夫人。一本多有保留的口述史，与那些对历史负责，敢于说真话的著作相比，价值高低自不可同日而语。
18.政治文明的引进新潮
2007年，以12卷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为代表的政治理论类著作陆续推出，使得关注这类图书的研究者和读者喜出望外。
由应奇、刘训练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2卷“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置身于当代语境，围绕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重要和核心的观念、问题、流派乃至人物，收入各个专题最为重要的学术文献，以既不失客观公正、又富于个性特色的方式，展现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面貌。正如编者所云，本系列图书不仅为相关领域的从业者和爱好者提供入门津梁，也可作为进入当代政治哲学理论前沿的基本读物。著名学者徐友渔认为，这套读本是加深理解、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必要文献。他撰文指出：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两批12本所选的12个主题，每一个都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重要的问题，而每一本收罗的文献都是比较齐备的，从大多数编选者为各卷撰写的前言看，他们对各自的选题都有相当程度的把握。我觉得，这套读本给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一幅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比较可信、比较完整的地图。
此外，18世纪著名政治思想家、美国革命中最激动人心的政治宣传家托马斯•潘恩的代表作《美国危机》，也在2007年被首次引进。潘恩于1776年以一本广受欢迎的小册子《常识》而成名，《美国危机》是他的另一代表作。本书以战报形式写成，其中1776年12月23日第一期写的是战争的形势。当时，北美的民兵在与英国统治者的军队交战时处于劣势，潘恩以法国民族英雄贞德等例子鼓舞北美民兵的战斗意志。宣布北美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正义在北美人民的手里。25日，华盛顿将部队集合，分组对士兵朗读此文，大大激励了士气，终于扭转了第一阶段的战局。
与前述书籍相映生辉的，还有美国宪法学界执牛耳者劳伦斯•却伯的《解读宪法》、国内学者强世功的《立法者的法理学》、高全喜的《我的轭》等等，百家讲坛明星人物易中天也参与其中，推出了一部探讨帝国制度的《帝国的终结》。
遗憾的是，政治理论历来是中国学术界的薄弱环节。我们的人文学术研究，主导倾向就很令人泄气：要么是意识形态的修补和完善，要么是当下热点的追踪和评议。这样的学术趣味不改变的话，恐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还不得不从这些硌牙的翻译文体里作艰难的吸取。
19. 辞书新版：业余阅读的福音
“工欲成其事，必先利其器”。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求解疑难问题最方便、最常用的就是辞典、百科全书类的工具书，所以，2007年辞书出版的可喜局面，也应是阅读领域的重要事件之一。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即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出版，上市后很快断货；到90年代末，由徐慰曾主持的20卷《不列颠百科全书》（又名《大英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终于问世，使得这套享誉世界，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百科全书以完整的面目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该书还获得第四届国家辞书奖特别奖和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2007年，《不列颠百科全书》最新中文修订版出版，定价两千多元，首印5000套很快销售一空。此次修订，不仅对照了最新版的英文原书，而且参考了随时更新的网络版，近20000个条目有所调整，许多领域的发展近况或最新变化都得以体现，包括尤其重要的对人物的新评价、学科的新进展及机构的变革等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对外合作部主任蒋丽君称：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词条的诺贝尔奖得主就有一百多人，此次修订内容权威，检索方便，一些在一般书籍中查找不到的内容，都能在其中找到答案，是很有用的参考用书。特别是索引卷，是很好的汉英词典，使用率非常之高。
此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牛津英美文化辞典》、《中国的语言》、《古文字谱系疏证》也是2007年出版的工具书中重要的品种。《中国大百科全书》新版也正在修订中，但愿它像《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修订版一样，不负未来读者的期待。
20. 自我的透视和整体的“瓦解”
作为精英代表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国家的脊梁，他们的精神境界和生存状况，直接关乎一个时代的伟大与平庸。因为左拉，法兰西的荣誉得以维护；因为索尔仁尼琴，俄罗斯精神的高贵气质得以流传；因为胡适和鲁迅，我们还有值得吸收的精神资源和文化传统；因为陈寅恪，我们有了 “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标杆……基于这种认识，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承载着特别的阅读期待，它既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也常常成为引发讨论的社会热点。显然，我们身处的时代以及沉重的历史背景，使得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面临很大难题。或许正如钱理群所云：当代知识分子研究离现实太近，难以真正把事情说清楚。
秦晖曾经呼吁先寻求共同的底线。虽然大家都能认识到共同底线的重要性，但由于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一旦进入操作层面，底线的统一就会产生极大困难。一方面，知识分子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人生宗旨总会与种种理论相连，而与大众有某种差别；另一方面，市场化的浪潮以及物质的诱惑，又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了帮闲者，甚至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这种背景下，2007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研究的两种新书，钱理群的《我的精神自传》和许纪霖主编的《启蒙的自我瓦解》，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我的精神自传》以作者自己为对象，对70年代末至今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个案研究。正如钱理群所云，以自己为个案进行知识分子研究，具有某些先天性的局限；但是，如果考虑到一旦以问题为中心，就难免牵涉到具体的人事纠葛。因此，这种做法在目前来说可能是最恰当的。而且，这样的“自我解剖”，也彰显着作者的良知和勇气。
偏重于宏大叙事的《启蒙的自我瓦解》，则试图阐释和分析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分化，以及不同立场的学者对于中国问题的不同看法，可看做是对与此有关的思想界各种论争的一次回顾和俯瞰，揭示了当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内在复杂性。诸如激进和保守的论争，人文精神的论争，后现代与后殖民文化的论争，关于鲁迅的论争，关于民族主义的论争，关于市民社会的论争，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等等，都可在本书里窥斑见豹。
21.“图书召回”向读者亲切召唤
“产品召回”作为生产者对消费者承担责任的特殊方式，我们近年来时有所闻。2007年的两起图书召回，或可视为出版者自律的标志性事件。考虑到我们的读者可能对此较为陌生，不妨先做一番有关的镜头回放。
2004年2月，因2003年版《俄汉—汉俄袖珍词典》的外壳极易与书芯“分家”，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我国出版界首次尝试“召回”制，率先向全国召回存在装订缺陷的词典。2005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首次明确了“图书召回制”，具体规定了“图书召回”的问题类型、程度和时限。但这样的制度安排落到实处并非易事，因为它需要从业者有较高的职业伦理操守。2003年，有读者发现一本新买的茨威格著《巴尔扎克传》错字连篇，一一改正后快递給该书策划单位，结果却石沉大海。
2007年1月，新星出版社的《黑暗之刺》出版后，出版者在进行审查时意外发现，因为排版公司新换机器的故障，一些不应出现的错字“无中生有”了。出版社此前因为赶着参加当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又加上清样本身没有问题，造成了疏漏。新星出版社召回了出错书籍并全部销毁，改正错误后重印。
2007年5月，李辉的《封面中国—美国〈时代〉讲述的故事》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深受媒体关注。接近年底，一本名为《〈时代〉上的中国面孔》的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久即有网友揭发，该书有抄袭李辉之嫌，出版社经调查核实后决定召回（公开声明于2008年1月发出），向李辉道歉，并承诺将所有在途及尚未实现销售的该书连同库存予以销毁，不再重印。
出错不是好事；但出版社有这样的态度，却是读者的福音。
22.李安“激活”了张爱玲？
《色•戒》火了，汤唯红了；李安又一次成功了，张爱玲再一次炒热了。
一部好的小说，很多时候能够成就一部优秀的电影，改革开放初期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包括其后张艺谋根据余华小说《活着》改编的同名电影等都是如此。但一部电影的成功，却无法改变小说本身的面目和优劣，它只是导演意图的直接体现。李安说，《色•戒》是他最喜欢的小说，但原作很短，把它变成一部电影很吃力，“很多翻江倒海的东西我还要把它拍出来，但没办法像她（张爱玲）写得那样云淡风轻的。”
电影、电视作品火爆之后，使得小说原著被读者再认识的现象，并不少见。比如前几年都梁的《亮剑》、20007年的《集结号》等等。《色•戒》也是如此。它引发关注的因素，首先是获得过奥斯卡奖的导演李安在执导，其次是大明星梁朝伟主演，台湾当红小生王力宏的客串演出，还有汤唯的赤裸出镜以及梁汤二人三级化的激情床戏……既然有持续不断的新闻点可供挖掘，它便从拍摄到放映都一直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
不过，看完小说银幕上的《色•戒》和小说原作，相去实在太远，它更多地表现了已经“香蕉化”的好莱坞导演李安对这篇小说的理解，包括对“女人”和“特务”的内心世界， “性”、“情”和道义对人性的影响，以及在中国抗战那样的非常时期人们的激情、冲动和矛盾、选择。而他凭借一个大导演的艺术功力，用电影画面和声音将人物形像和故事“做实”， 全不似小说原作那样含蓄，为读者留有广阔的想像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安这样地诠释张爱玲，是不是在炒火了的同时，却又把她做死了呢？
诚如李安所言，张爱玲的《色•戒》，风格“云淡风清”；而李安的电影《色•戒》，无论其主题的诠释、镜头的运用以及引发的社会反响，确实够“翻江倒海”的。这也包括汤唯电视广告停播所引发的媒体反应。
23.鱼龙混杂的养生保健类书籍
2007年，《求医不如求己》长期高居生活类图书的排行榜。此书号称“改变中国人健康生态的第一方案”，宣称可以用中医理念打造健康，还将简易实用的养生疗疾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介绍了许多中医养生功法，都很简单易行，而且斩钉截铁地说依样去做就会功效显著、立竿见影。它甫一上市即受到读者的追捧，在市场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而在此之前，《人体使用手册》等保健类书籍早已风靡一时了。
《求医不如求己》的作者“中里巴人”本名郑幅中，现在是北京中医协会理事，由于其祖父是有名的中医，父亲又是八卦掌第四代传人，因此，郑幅中自幼跟随父亲练习养生功法，更从祖父的秘籍中汲取中医精髓，结合自身对人体经络的理解和体会，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认为，“治病不如防病，关注疾病不如关注健康”，于是有了《求医不如求己》这本书。
关注自身健康是人之本能，而今在中国又多了一层社会原因。由于国家投入不足，大多数人一旦生病，费用基本由自己承担；如果得了大病，对于家庭来说就是一个无比沉重的负担。因此，怕病，不敢病，促使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未雨绸缪，精心关注自身的健康。养生保健类书籍的出现，恰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求。
但是，正如俗话所说，“林子大了，啥鸟儿都有”。接连推出《病是自家生》、《是药三分毒》、《太医养生宝典》等书籍，自称是明代太医刘纯后人的“刘太医”，在2007年底被媒体调查出对家世的介绍“不靠谱”，其著作中的一些理论和疗治方案也被正规医院的执业医生质疑或否定，不少读者读过《刘太医谈养生》后认为 “看起来可信度很低” 。这样的人也连续出版多本养生书籍，且有一定销量，说明了这类书籍市场的混乱。新闻出版总署不得不为此专门制订“准入”标准，或许是改变这种鱼龙混杂局面的良好开端。
结语：出版呼唤原创力
尽管互联网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仍然难以取代传统的阅读。从出版的角度来看，虽然存在着各种不利因素，比如从2007下半年开始出现纸荒和纸价上涨等因素的困扰，出书品种受到一定影响，总体质量或见仁见智，但好书仍然不在少数。
就阅读而言，相对于过去所提倡的启迪性阅读、价值性阅读、求知性阅读、陶冶性阅读来说，读者心态似有向轻阅读、浅阅读、娱乐性阅读转化的趋势。快节奏的生活和日益加剧的工作压力，占去了过多的时间，使人们很难进入到专注的阅读状态，实用性、消遣性的阅读，于是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我们的著作界和出版界原创力的不足，对此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就社科学术类著作而言，现行学术体制的僵化，学术评价机制的不合理，以及行政对学术研究的过多干涉甚至阉割，都严重影响了学术生产。在每年出版的学术专著、发表的学术论文包括博士论文中，相当部分是为了完成任务、拿到学位的敷衍之作，有分量，有创建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极少。这种现状，使得我国的社科学术研究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而我们目前却有着世界上为数最多的社科类“研究人员”，社会于此领域的“投入产出”效益极其低下，这不能不令人忧心。
同样，原创力的不足也体现在文学创作中。让中国作家们耿耿于怀的诺贝尔文学奖，至今与中国作家相距遥远，这恐怕不仅仅因为评委们对中国文学了解不足。《新京报》在评选《定西孤儿院纪事》为“年度图书”时就正式宣布:这样的好书被发现，“与良知有关，与责任感有关，与文学界无关”；韩少功先生反思说：“我们反映历史的大众文化产品，充满了太弱智的想当然，中国民众中相当严重的历史观混乱和革命幼稚病，很大一部分就是这种作品培养出来的。”袁伟时先生更明确指出：中国文学界存在着现代政治学常识、现代法学常识、历史基本知识的“三大缺失”。《新京报》是新型传媒佼佼者，韩少功是卓有见地的文学家，袁伟时是名动华南的著名学人，这可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啊！
近年来，尽管政府加大了“走出去”的推广力度，并从政策上、资金上给予了大力扶持，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版权贸易的“逆差”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在输出的图书中，大多为中医中药，食谱，汉语课本等有限的种类，且以向日、韩等亚洲国家和港台等地区输出为主。无论是输出种类还是数量，原创类图书都乏善可陈。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有赖于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和学术自由风气的形成，并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和保障；也有赖于出版界、学术界和人文思想界的整体“脱茧”。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群先生说得最为痛心疾首：我们的出版界“一直被企业化、集团化、商业化、市场化之类的主题词围困着；而文化本身却有些受到冷落”，以至于需要发出“文化的求救”。看来，上述三段批评的话，不仅仅对文学界适用。
中国的原创图书出版，任重道远。
